1938年初，金陵沦陷后，中国的抗日战争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在华北与华东两个方向，中国军队以血肉之躯，苦苦支撑了5个多月的全面抗战，打破了倭国侵略者妄图3个月内灭亡中国的企图。但自己也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
北起内蒙的包头，包括太原、北平、天津、济南、青岛，南到上海、金陵、杭州等重镇，全部被日军所占领。中国的主要工业基地与对外经贸的口岸，都落到了倭国人的手中，财政失去了收入的来源。军事上拥有较为现代化装备的核心军以及地方精锐部队，也都受到严重的耗损，需要进行整补。
对于抗日战争的前途，国际社会普遍都比较悲观。熟悉中国军事最高机密与内情的德国军事顾问法肯豪森在1937年12月30日对德国大使陶德曼表示，即使中国军队的装备能够得到补充，武汉政府也最多只能勉强支持6个月，他建议蒋委员长应该马上接受倭国的和谈条件。而陶德曼大使对中国抗战形势的估计，比法肯豪森还要悲观。美国人也认为中国的后勤支持能力最多只能再支撑4个月。几乎所有的外国驻华人员都达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武汉政府即将承认失败事实，接受倭国的和谈条件。
蒋委员长心里面非常明白，此时如果他选择投降，那他和他的武汉政府立刻就会被中国千百万民众和各党派愤怒的狂潮所淹没。他是不会干这种蠢事的。降低投降条件，他试过，可倭国人不答应。所以蒋委员长所能选择的只有继续抗战一条。
对于抗战，蒋委员长并不像汪主席那么悲观。汪主席总认为中国再战必亡。蒋委员长向来把汪主席的话当做文人之言。他心里很清楚倭国人的底牌，只要能在这关键时刻顶住，随着倭国人的消耗，国际社会的干预，甚至西方国家的参战，那失败的结局一定属于倭国，而不是中国。
在金陵失陷之后，武汉政府表明了长期抗战的决心，蒋委员长已认识到国际干涉及和平谈判短期内均不可能实现，中日战争已形成持久之势，他接受了华北、淞沪作战的教训，开始转变战略思想，由单纯固守阵地、据点进行死拼的战役，改为不强调“一城一地之能否据守”，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持久消耗战略。
蒋委员长预备实施的这些战略都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李宗仁能在徐州顶住日军的攻击，如果现在让倭国人长驱直入奔袭武汉，刚刚经历了数场大规模血战伤亡惨重的核心军可不是这些东洋精锐的对手，丢掉了武汉，最高当局就只能到西南大山里面去打游击了！这样的局面是最高当局所不想见到的，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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